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，黑馬奔騰，冷門頻出，長期被中國股民霸占的天臺，驚喜地發(fā)現(xiàn)爬上來了一群中國球迷。

作為全球第一個備戰(zhàn)2018年世界杯的國家，我們順利地把除國家隊以外的幾乎所有中國制造，都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俄羅斯。沒法給自家隊伍吶喊助威的中國球迷，在喝酒擼串之余，都免不了買上兩三注，小賭怡情一把。據(jù)說，本屆世界杯有超過2000億美金流入博彩市場，而每100個下注者中，有27個是中國人。

對于這種閑來玩兩把的場子，中國人似乎總嫌不夠多。每四年踢一次的世界杯，頂多也就幾百萬人在里面小賭怡情；每周開盤五天的股市，則有幾千萬人炒得流連忘返；而365天都能搓的麻將，更是有上億人無論日夜寒暑玩的樂此不疲。

無怪乎胡適目睹國民瘋狂搓麻，在1930年撰寫《麻將》一文批判道：

我們走遍世界，可曾看見哪一個長進(jìn)的民族，文明的國家，肯這樣荒時廢夜的嗎？

胡適雖然對麻將口誅筆伐，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名資深雀友，他的鄉(xiāng)下太太江東秀更是麻將高手，幾乎每日都聚集起一幫太太小姐，從上海搓到北京，從北京搓到臺北，一度靠賭資貼補家用。胡適本人牌技比老婆差許多，牌桌上卻盡是鴻儒大家，如徐志摩、梁實秋、潘光旦、羅隆基等人。

徐志摩的牌技要遠(yuǎn)勝于胡適，打起麻將來行云流水，來去如飛，經(jīng)常殺的胡適片甲不留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在牌桌上總結(jié)出一套男女關(guān)系理論：“男女之間最規(guī)矩清白的是煙榻，最曖昧最嘈雜的是打牌?！币虼藢浑H花老婆陸小曼，徐志摩提出了別出心裁的要求：跟別的男人一起抽大煙可以，打麻將絕對不行。

不過胡適和徐志摩任教的北大，如果要組一個麻將代表團(tuán)，是萬萬搓不贏隔壁清華的。

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，打起麻將比北大校長胡適生猛許多。他日記里常出現(xiàn)“飯后看竹”等字樣，其實就是飯后打麻將。梅校長畢生清廉節(jié)儉，但在麻將桌前卻豪邁隨性，在1956-57年籌建新竹清華期間，他忙里偷閑打了85場麻將，每周都要上陣，其中贏25次、輸46次、平盤14次，共輸?shù)?650元，而當(dāng)年臺北的一碗陽春面也才不過賣一元錢。

曾在清華國學(xué)研究院擔(dān)任四大導(dǎo)師之一的梁啟超，在雀友屆也不遑多讓。1919年，梁啟超參加完巴黎和會之后回國，朋友過來請他演講世界局勢和列強動態(tài)，梁啟超卻表示：“你們訂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?！迸笥汛蠡蟛唤?，梁啟超解釋道，所謂四人功課就是搓麻，眾皆愕然。

而梁啟超在清華做國學(xué)導(dǎo)師時，有一句名言更是滿校皆知：“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（此處的打牌指的就是打麻將）。”據(jù)說梁啟超很多驚世雄文，都是在麻將桌上口述而就。相比之下，當(dāng)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給自己定下的“一不做官，二不納妾，三不打麻將”的戒律，則顯得拘謹(jǐn)許多。

大師濟濟的清華大學(xué)中國文學(xué)系，更是雀友屆重鎮(zhèn)，朱自清、聞一多、馮友蘭、浦江清等大教授，皆是麻將的擁躉。即使在西南聯(lián)大艱苦歲月里，中文系的一眾教授們，也經(jīng)常趁著春節(jié)中秋的難得閑暇，去聞一多教授家搓上八圈十二圈。國難期間，研習(xí)“國粹”也是救國。

國粹并非小布爾喬亞式知識分子們的獨愛，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者也時常拿來消遣。主席曾說過：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(xiàn)，一是中醫(yī)，二是紅樓夢，三就是麻將。在延安時，他就經(jīng)常跟葉劍英及他的政治秘書師哲等人一起打麻將[4]。而總設(shè)計師在1989年退休后，也經(jīng)常安排在周三周六周日打橋牌，周二周四周五搓麻將[5]。

甚至連歐美日等國，也被中國麻將席卷。早在1920年代，136張麻將牌，就披著東方神秘主義色彩，越過《排華法案》的封鎖攻占了美國全境。1923年，大約有1500萬美國人在玩麻將，中國留學(xué)生甚至可以靠教麻將混飯吃，全美麻將年銷量高達(dá)150萬副，來自中國原裝進(jìn)口的骨牌更是被搶購一空。

不過歐美的麻將熱潮，一陣風(fēng)刮過后就逐漸消停，唯有中國，從清末民初麻將誕生以來，國民的搓麻熱情就一直高漲如虹。從巴蜀到中原，從關(guān)外到江南，投機欲向來滿格的中國人民，在麻將桌上謀略攻伐，算計角力，甚至連地震、水災(zāi)、冰雪、臺風(fēng)都阻擋不住全國人民大戰(zhàn)四方的熱情。

因此，假如胡適穿越到現(xiàn)代中國，看到十億人民九億麻，詰問中國人為何在四方陣?yán)锢速M如此多的光陰時，一定會有人一本正經(jīng)地告訴他十字箴言：

麻將恒久遠(yuǎn)，幺雞永流傳。

北京的大學(xué)教授們在麻將桌前玩“推摸碰和”的小賭，上海的流氓賭棍們，正在忙著運作財源滾滾的大賭。

賭博在中國大陸的歷史巔峰，就是民國時期的上海。在封建社會全面解體，外來文化猛烈沖擊的年代，社會道德沒有了以前的約束，賭博狂潮愈演愈烈，而十里洋場紙醉金迷的上海灘，就是賭博滋孽的集中地，這里中西賭場鱗次櫛比，土洋賭法琳瑯滿目，光是傳統(tǒng)的賭法，就有：

• 麻將、牌九、紙牌、花會、鋪票、山票、番攤、白鴿、牛欄、頂牛、十位、天九、打雞、趕羊、三軍、侯王、柑票、肉票、啤票、詩韻、通寶、斗雞、斗狗、斗雀、升官圖、狀元籌、十點半、十三張、十五糊等。

除此之外，西方的跑馬、賽狗、輪盤賭、老虎機等新式賭具，也源源不斷涌入上海。幫會流氓，洋行富商，官僚權(quán)貴，都在上海灘經(jīng)營著各類賭窟會館，數(shù)量多達(dá)1500家。這里面自然少不了上海灘“三大亨”的場子，他們開設(shè)的福煦路181號賭場，就是當(dāng)年中國乃至遠(yuǎn)東最大的賭場。

福煦路181號賭場占地60余畝，主要建筑是一幢3層面積巨大的花園洋房，前門是法租界，后門是公共租界。1927年四一二清黨后，幫會勢力變成上海灘實質(zhì)性的統(tǒng)治者，勢力最大的青幫乘機開辦了這家大賭場，張嘯林為董事長，黃金榮、杜月笙等為董事，1931年正式開賭，一時車水馬龍，賭客云集。

賭場一樓是富麗堂皇的大堂，設(shè)有大型輪盤賭臺8張，每張賭臺光服務(wù)人員就有12名；二樓分隔出大小賭室數(shù)十間，每間玩法都不同；三樓是休息娛樂會所，備有美酒佳肴，雪茄鴉片，曼妙女郎，一律免費，光鴉片煙泡，每日都要吸掉1500個以上，賭場更是有“四白”原則：白吃、白飲、白吸、白坐，儼然是用免費引流，用骰子變現(xiàn)。

人性被研究到了極致，不怕你不來。軍政要員，土豪富紳，名流闊太，對181號趨之若鶩，而上海灘首富盛宣懷家的公子小姐，更是每日必到，每到必賭，每賭必輸。

盛家的龐大家業(yè)迅速敗光，就是拜賭博所賜。盛宣懷的四子盛恩頤，曾經(jīng)一把牌把北京路黃河路弄堂里的一百多幢房子，整個兒輸給了“民國四公子”之一的盧筱嘉。而另外一位公子張學(xué)良，也是賭場?？停贿^他首次光顧181號，卻是1933年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入住，期間被捆在床上一個月，強制戒掉毒癮，過程慘烈無比。

在國民政府和租界當(dāng)局的默許下，賭場日進(jìn)斗金。租界當(dāng)局一直依靠賭稅，維持修路建橋、建筑維護(hù)、巡邏治安等市政開銷，一個法租界巡捕房，每個月就能從轄區(qū)內(nèi)賭場抽成5000大洋。相比之下，全球著名的賭城蒙特卡洛(Monte Carlo)在1930年賭博收入525萬美元，僅是上海同期賭博營業(yè)總額的28%。

在上海以外更廣闊的中國，賭博泛濫的程度觸目驚心。中國歷朝歷代都對底層的賭博行為嚴(yán)加管束，尤其是宋元明清時期，但鴉片戰(zhàn)爭后，張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張“馳賭博之禁，開征賭捐”，將賭稅變成籌措賠款的重要方式，加上法制松弛，倫理漸喪，賭博在華夏大地上呈燎原之勢，全國僅所謂彩票公司，就多達(dá)200多家。

1900年1月，到任兩廣總督不到10天的李鴻章，就全面放開了廣東的賭博行業(yè)，用來籌集政府經(jīng)費。先是規(guī)定“闈姓”承包公司每年交賭餉200萬兩，又以籌集海防經(jīng)費的名義，規(guī)定“番攤”承包公司也要每年交賭餉200萬兩（闈姓和番攤均為晚清賭博玩法），后來山票、鋪票、白鴿票等項目也被政府以特許經(jīng)營的方式承包了出去。

200萬兩是什么概念呢，老佛爺以海防捐的名義，籌錢修頤和園，被后人罵了一百多年，總共不過200多萬兩。在賭禁放開的廣東，這不過是一個賭博項目一年上交的承包費而已，可見中國人底層百姓好賭到了何種程度。很快，各省紛紛效仿改革弄潮兒廣東省的經(jīng)驗，以“奉旨開賭”為名目，逐漸將賭博公開化和合法化。

到了民國時期，雖然中央政府力倡禁賭，但各省根本不想管，甚至親自下場，借著救濟、國防、惠民等名義開設(shè)所謂“彩票公司”，拿到承包權(quán)的權(quán)貴們大肆斂財，甚至連妓院行業(yè)協(xié)會也發(fā)行彩票，中頭彩者可以娶當(dāng)紅頭牌為妻。高峰時，武漢一條街上就能有四家彩票公司，密度僅次于很多年后的房產(chǎn)中介連鎖。

晚清民國的歷史告訴我們，朝廷親自下海開盤口，老百姓肯定蜂擁而至，攔都攔不住，這種寶貴經(jīng)驗，還能管用很多年。

1948年的冬天，平津和淮海的硝煙正濃，無論是喜歡麻將怡情的教授們，還是經(jīng)營賭場發(fā)財?shù)牧髅?，都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必須要面對一場歷史大賭。

12月15日，北大建校五十周年慶，此時北平城已被林彪的部隊圍的水泄不通。在校慶紀(jì)念會上，校長胡適發(fā)表講話，此時城外響起激烈的炮聲，胡適面色不改，將簡短的發(fā)言作完，便匆匆趕赴南苑機場，與陳寅恪等一同飛往南京。目睹此番場景的季羨林，做了幾句詩：“最是倉皇辭校日，城外禮炮聲隆隆，含笑辭友朋?！?/span>

其實挽留和爭取胡適的人，如過江之鯽絡(luò)繹不絕，例如他的得意門生吳晗，曾經(jīng)數(shù)次登門拜訪，懇求胡適留下；北大哲學(xué)系教授鄭昕，是胡適的同鄉(xiāng)和密友，受地下黨所托多次挽留胡適；而胡適夫婦的小兒子胡思杜，也不肯跟父親上飛機，胡適只能給他留下一箱財物，父子從此訣別。

15日傍晚六點半，胡適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，蔣經(jīng)國傅斯年等人接機。兩天后，肖勁光的東北野戰(zhàn)軍第1兵團(tuán)攻占了南苑機場，傅作義的部隊在東單緊急修了一條南北方向跑道，21日清晨，載有清華校長梅貽琦的飛機，從這條狹窄松軟的臨時跑道上起飛，駛往南京。

據(jù)季羨林先生回憶，胡適撤離北平后，懇請南京政府又派了一架飛機，點名要接走他留在北京的幾位老朋友。飛機穿過炮火連天的半個中國返回南京，在機場恭候的胡適滿懷希望地要同老友會面，然而機艙門打開后，幾乎所有他想接的人，都沒有走出機艙，胡適當(dāng)場大哭[6]。

12月28號，南京派來接知識分子的最后一架飛機駛離北平。揮別故土的，拒絕離去的，都已經(jīng)完成了對各自命運的押注，買定離手，等待他們的是時間的答案。

南方上海灘的大亨們，抉擇的時間要稍晚一些。杜月笙決意奔赴香港，而與他合開181號賭場的黃金榮，不愿以八旬高齡流寓海外，選擇留在上海。1949年5月1日，辭別黃金榮后，杜月笙舉家登上了擁擠的寶樹云號客輪，順著黃浦江，駛出吳淞口，26天之后，陳毅的三野九兵團(tuán)攻入上海市區(qū)，夜間睡滿了南京路。

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結(jié)尾，削瘦的陸先生離開上海，在香港海關(guān)入境處，緩緩地摘下了自己的氈帽：一個時代在他背后消亡。

胡適于1962年在臺灣去世，他死前并不知道兒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在反右中自殺，更加不知道其他留下的朋友們的命運：在胡適梅貽琦離開后，以副軍代表身份接管清華北大的吳晗，生命于1969年10月終結(jié)，死前頭發(fā)被拔光，骨灰至今下落不明，妻子和女兒也相繼隨他西去。

在吳晗去世的同一個月，曾經(jīng)與胡適一起離京的陳寅恪先生（后來選擇留在廣州嶺南大學(xué)），在遭盡折磨后溘然長逝，臨終遺言“我現(xiàn)在譬如在死囚牢中”；而拒絕登上南下飛機的學(xué)生兼同事饒毓泰先生（北大物理系主任，楊振寧、李政道老師的老師），則在1968年懸梁了斷余生。

同樣婉拒胡適邀請，堅決不飛南京的，還有輔仁大學(xué)校長陳垣。這位與王國維齊名的國寶級史學(xué)家，在1949年5月發(fā)表了《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》，信中指責(zé)胡適“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(tuán)”，規(guī)勸他“應(yīng)該轉(zhuǎn)向人民翻然覺悟”。1966年后，陳垣雖然被定為“反動學(xué)術(shù)權(quán)威”，但在周總理的保護(hù)下得以善終。

1948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選出的81位院士中，59位選擇留陸，13位選擇赴美，9位選擇赴臺，他們的結(jié)局往往迥異。

麻將牌技很差的胡適，在這次以命運做賭注的選擇中，并沒有多少猶豫。1918年，他在北大圖書館遇到一位湘潭口音的湖南青年；1920年，他與其他三位教授，為北大同事、也是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登報募捐葬禮費用；1948年，他在周圍一片挽留聲中，毫不回頭地登上了那架南下的飛機。

時代大潮面前，能獨善其身的始終是少數(shù)，絕大多數(shù)人，無論是鴻儒大家還是販夫走卒，命運都如風(fēng)吹飄絮，雨打浮萍。

這種對命運浮沉的無力感，又恰巧能夠回答類似胡適在1930年《麻將》一文中里的這類疑問：為何中國人荒時廢日地?zé)嶂月閷?？為何表面中庸的中國人骨子卻好賭成性？

縱觀中國歷史，無論是歌舞升平的昌隆盛世，還是江山飄搖的混亂年代，中國人都很難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刻。內(nèi)有禮教約束，外有君王威嚴(yán)，朝堂的一紙敕令，犧牲掉就是百萬、千萬甚至一整代人。這種命運不由己的恐慌，無處釋放時便是焦慮，有處釋放時便是賭性。

在麻將桌前，中國人往往能體會到別樣的感覺：隨心所欲的解脫，把握命運的自由，較智伐謀的過程，大殺三方的快感。被儒家法家壓抑的個性，在牌桌前可以汪洋恣肆?，F(xiàn)實中恐怕只有萬萬人之上的那位才能享此待遇，難怪李敖總結(jié)道：“也許正因為中國人不能人人做皇帝，所以麻將才那么盛行。[1]”

但這種虛假的快感，帶來的卻是無窮的災(zāi)難。全天下的賭博都是十賭九輸，輕者傷財銷金，重者傾家蕩產(chǎn)。1949年后，大陸以高強度的經(jīng)濟和社會管控手段，將民間的賭博沉珂盡數(shù)鏟除，甚至連麻將都銷聲匿跡。改開后雖然娛樂消遣被重新解禁，但對賭博的查禁卻從未放松。

這并沒有阻擋住好賭的中國人，善于取巧的他們，把一切可以下注的地方，都改造成了能發(fā)財?shù)膱鲎印?/strong>